项兵／文
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全球经济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各国除了要面临“如何发展”的问题，还有“朝什么方向发展更好”的问题。这个问题与各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息息相关。
笔者以基尼系数为参照，大致将中国、美国和欧洲等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模式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新版市场经济模式，通常与较高的基尼系数相关联（学界普遍认为，基尼系数达到0.40以上意味着收入差距处于较高水平），以市场主导资源配置及放松管制为特征，西方学界称其为撒切尔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美国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过去40余年，美国凭借市场主导、企业家精神和全球资源整合，中国则凭借有为政府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模式，共同成为全球增长的主引擎。
第二类是有为政府模式，其特征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起重要作用，强调产业政策与“集中力量办大事”，并且国有企业收入在经济总量中占比较高。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正是有为政府与新版市场经济模式相结合的结果。
第三类是高福利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基尼系数较低，本文将基尼系数不高于0.32作为该模式的参考界限。这一标准与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整体情况大体相符：2012年和2021年，在税收和转移支付调节后，其平均基尼系数均约为0.32。同时,采用此模式的经济体福利水平较高，西方学界将其称为社会民主主义模式。
这类经济体在依托市场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基础上，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社保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较高），建立起了高效、覆盖面广且深、透明度高且公平公正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西方高福利发达经济体展示的民主与法治下的市场经济创富（一次分配）加上高福利（二次分配）的组合模式，是当今世界实现共同富裕经济体的主要路径。
这一分类虽有局限、尚待完善，严谨性上也仍有探讨空间，但笔者认为，这一分类有利于在全球视野下系统比较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优势与现实挑战，提供了从不同发展模式的不平衡、不协调出发观察全球性问题的视角。
新版市场经济模式
自20世纪30年代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兴起以来，以哈耶克为代表的“小政府、少干预”的思想主张当时虽然式微，但与之形成双峰对峙。
20世纪70年代末，在哈耶克思想影响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执政时间1979—1990年）在1979年上台后推行新自由主义路线，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大幅减税、削弱工会影响力、放松管制及推进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强化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后，成为撒切尔主义的追随者，并于执政期间(1981—1989年)在电信、金融、航空等关键行业实施了放松管制政策。英美两国联手开启了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推动了新一轮全球化进程。
与此同时，中国在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融入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中，进一步加快了经济与贸易全球化的扩张。
在新版市场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全球经济实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79—2024年，全球GDP由10万亿美元增至111万亿美元，全球人均 GDP从 2329美元增长至13673美元，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大幅提升。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商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由约3.2万亿美元扩张至49.2万亿美元。全球财富持续积累，民生不断改善，全球贫困人口大幅下降。新版市场经济模式在推动经济及贸易增长、财富创造、脱离贫困、改善民生等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
市场经济、放松管制与企业家精神构成了中美两国共同的创富基础，两国也通过深度融入新一轮全球化并拥抱互联网时代，成为过去数十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引擎。据世界银行统计，1979—2024年，中国对全球GDP总体增长的贡献率达25.3%，美国的贡献率达22.1%。
但与此同时，新版市场经济模式也在此过程中显露出了局限性。
从美国来看，自里根政府以来，美国构建了最发达成熟的市场经济。美国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及行业规则制定上占有主导地位，在企业层面的系统创新（涵盖产品、科技、金融、商业模式、管理理念和理论、企业治理及企业群体结构、经济发展模式等）及孕育谷歌、英伟达、OpenAI、Anthropic等大风流创新企业方面独树一帜。
所谓大风流企业，指在创新上具有引领性和原创性，开辟新行业和新赛道并带来范式性变革、市值或者估值接近或者超过1万亿美元，具有极强价值创造能力和全球影响力的企业。
然而，新版市场经济模式的弊端也在美国得到充分彰显。从二次分配看，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统计，美国社保和教育支出占GDP的36.1%，在发达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其社保体系的公平性明显不及那些实现共同富裕的发达经济体，社会面临多重结构性问题。
其一，收入与财富不均问题突出。美国的基尼系数长期高于0.4的警戒线。根据世界不平等数据库统计，2024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34.8%的国家财富，而最底层的50%的家庭仅拥有全国财富的1%。
其二，社保体系的基本保障不足。约2750万人没有医保，约4200万人依赖政府提供的食品券应对温饱问题；高等教育不免费且成本高昂，根据OECD2025年相关报告，美国2022年高等教育经费（扣除政府间转移支付后）中仅有38.7%来自公共资金，显著低于OECD平均的67.4%。
其三，社会流动性下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全球社会流动性报告》，美国2020年全球社会流动性排名位列第27位（该排名此后未再更新）。此外，美国中产阶级的占比由1971年的61%降至2021年的50%。
其四，国家财政压力上升。截至2026年6月，美国国债超39.2万亿美元，2024年广义政府债务占GDP比达122.3%（中国为88.3%），全球排名第12位。财政可持续性承压，过度透支问题凸显。
进入“特朗普2.0”阶段，美国的发展模式基本延续了里根推进的新自由主义，但在全球投资与贸易自由化上做出了重大调整，走上了“美国优先”及反全球化之路。笔者认为，“特朗普2.0”下的政策难以缓解美国国内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剧现有矛盾。对内，美国也开始探索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如2025年2月提出建立国家主权基金，年底启动“创世使命”计划，成立“AI国家队”等。
从中国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并深度融入全球化，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在较短时间内推进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实践表明，市场经济与企业家精神在优化资源配置、提升效率、释放发展动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也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但中国也面临与美国类似的结构性挑战。例如在收入与财富不均方面，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自2003年突破0.4警戒线后，至2024年始终高于0.4。200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曾经达到0.491，按当时的数据，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仅次于巴西。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发布的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最近可得），总资产最低20%家庭的资产仅占全部家庭资产的2.6%，最高20%家庭的资产占比为63%。
有为政府模式
有为政府模式主要体现在国家配置资源、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及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等方面。其核心优势之一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在经济追赶及工业化阶段，该模式可快速动员并集中国家资源，在战略性产业可以快速实现突破。
尽管有为政府模式在追赶阶段往往展现出强大的动员能力并取得成功，但历史经验表明，迄今尚无一个经济体仅凭单一模式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或富强。
当企业从跟跑者、并跑者，演进为领跑者、乃至进入“无人区”时，行业未来形态、产品形态、科技及商业模式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面对这种情况，追赶时代常用的“逆向工程”战法难以行之有效，政府主导型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成功率往往也会降低。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等人在2007年出版的《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增长与繁荣的经济学》中指出，“国家引导型资本主义”通常通过扶持其预期将成为“赢家”的特定产业来进行。这一模式有诸多好处，但当经济逼近技术前沿，国家引导的弊端会集中显现：过度投资、缺乏突破性创新、腐败风险上升，以及资源难以从低效领域转向高回报领域。
韩国和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经验可为镜鉴。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推进“汉江奇迹”的过程中，通过国家选择性扶持财阀快速实现了工业化，但由此导致关键产业长期高度集中于少数企业集团，形成了路径依赖与结构性后遗症。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末通产省主导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投入巨大却未达预期，而民间主导的消费电子与汽车产业仍保持全球竞争力。随后，通产省在2001年被撤销并改组为经济产业省。
在笔者看来，大风流创新企业可能是国家未来竞争的胜负手，但仅依靠政府规划可能难以培育这类企业。美国用市场主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持续在多个领域催生了大风流创新企业，核心是现代企业制度和发达资本市场的组合拳。
以英伟达为例，2025年5月，其市值一度高达5.7万亿美元，超过了德国或日本2025年的名义GDP。面向未来，大风流创新企业产生的速度、数量和规模将大幅提升，SpaceX的市值一度接近3万亿美元、OpenAI、Anthropic的估值都预计接近或突破1万亿美元。这类企业的持续产生或将成为衡量一国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变量。
近年来，中国在体育、文化、先进制造、教育等多领域持续突破，最具创新活力、代表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企业，大多来自民营经济。我们可以考虑在有为政府主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基础上，还要逐步培育发展以市场为主导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生态体系，采取两种模式“双管齐下”的打法。
高福利模式
部分发达国家（包括北欧、德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日本）选择了社会民主主义模式，利用一次分配与二次分配的有效结合，实现了共同富裕。
在一次分配方面，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企业家精神和法治体系保障创富能力。在二次分配方面，以政府为主导，通过投入巨大而高效、覆盖广而深、公平公正且透明的社保体系，实现了对民生全面和深度的保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市场经济带来的收入和财富不均及社会流动性不足等问题。这也体现了“有为政府”的另外一面。
由于一次和二次分配的结合有效解决了社会保障问题，在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中，三次分配（如公益捐赠、企业社会责任等）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大为减弱。
瑞典被普遍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个典范：2024年的人均 GDP为57723美元，基尼系数为0.276，显著低于0.4警戒线；在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中蝉联第二，2025年幸福指数全球排名第四。瑞典的教育、医疗和养老实现“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生命周期保障。
瑞典的实践表明，创富能力与公平分配可以相互促进。自2000年以来，从人均国民收入、全球竞争力、创新能力及幸福指数等指标看，瑞典并未出现所谓“高福利养懒人”的问题。
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并非尽善尽美。尽管社会民主主义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优势明显，但在与中美竞争中仍面临巨大挑战。
与中美相比，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普遍缺乏“新生代迭代的力量”，欧洲在新增《财富》“世界500大”企业数量、新晋福布斯亿万富豪数量、“独角兽”企业数量等方面都和中美相差甚远。
由于欧洲更强调公平、包容与管制，创新活力与增长动力相对不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8—2024年，欧盟（统计数据包含英国）GDP占全球比重由30%降至20.7%，同期美国由23%升至26.2%，中国由7.2%升至16.8%。
这个观察与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所强调的“包容性制度决定长期增长”的核心论点形成反差：制度更为包容的欧洲经济体，过去近20年在增长与活力上不及中美。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洲在互联网等新兴产业及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均落后于中美。同时，受人口老龄化、人工智能冲击就业等因素影响，高福利模式负担将继续加重。
迄今为止，社会民主主义为人类在人工智能革命可能带来的“无就业社会”中探索公平与发展的平衡提供了宝贵经验。例如，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的加拿大于2025年11月6日通过《保证可维持基本收入法案》（S-206）二读，拟建立全国基本收入框架，预计可将贫困率降低约40%。
但从欧洲实践看，近年来，在中美主导的竞争格局下，叠加俄乌冲突使得欧洲的能源成本成倍高于中美，严重削弱甚至重创其产业及企业竞争力。欧洲模式仍面临增长乏力、创新不足和福利可持续性承压等挑战。如何兼顾社会公平、经济活力与全球竞争优势，是亟待破解的关键命题。
三种发展模式的演变
新版市场经济、有为政府与社会民主主义三种发展模式都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
新版市场经济肇始于1979年撒切尔夫人改革与1981年里根新政，于冷战结束后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中风靡全球。
有为政府模式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19世纪80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笔者认为，二战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苏联的快速工业化、日本的通产省产业政策、韩国的“汉江奇迹”，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相结合”，均属相关实践。
社会民主主义则根植于北欧及西欧的长期社会实验，在市场经济及企业家精神创富的基础上、通过高税收、高福利实现了相对公平的分配、治愈了新自由主义衍生的收入与财富不均及社会流动性不足这些原始资本主义的通病与顽疾。
三种发展模式虽有不同的源流和治理逻辑，但市场经济与企业家精神的创富能力是三大经济体的共同基础，也是中美欧最核心的共同点。
美国将市场经济发挥至极致，也集中展现了新自由主义模式的伟大和局限性。“特朗普2.0”时期，美国仍坚持释放以市场为主导的潜力和能量，但社会民主主义的元素并未得到重视。单靠市场机制难以破解美国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问题，美国需要在保持对社保高投入的基础上，尚需大幅增强其公平性及有效性。
中国的发展路径可概括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过去40余年，中国在综合国力、产业体系和科技能力等方面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方面还要继续改进，需要切实保障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破除隐性壁垒，构建并巩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这些都是完善市场经济、迈向创新驱动、持续产生大风流创新企业的必要条件。在市场经济建设方面，有为政府作用的发挥在并跑及领跑的行业可能需要更加审慎；社保体系需加大投入，使其至少不低于人均国民收入类似的金砖国家（巴西与俄罗斯）的投入水准。在社保体系的公平公正透明上，我们可借鉴共同富裕国家的成功经验，吸取其它国家失败的教训。
西欧部分经济体的实践体现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制度优势：在市场经济与企业家精神创富基础上，通过高投入、广覆盖且相对公平透明的社保体系，有效缓解收入财富差距与社会流动性下降问题，使西欧成为全球共同富裕程度较高的区域。
过去20余年，欧洲整体增长动能偏弱，反映出公平优先模式在发展动力及活力上的不足。在大风流创新企业日益重要的背景下，欧洲未来如果未能做出重大变革、其全球竞争力进一步走向衰败。面向未来，欧洲提升活力的关键或许在于大规模放松管制，激发创新、投资与竞争的动力。
发散时代2.0
虽然路径各异，三类模式却都成熟于同一历史背景——新一轮全球化与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笔者将人类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突破了农耕文明的稳态结构）到第三次工业革命（开启信息化与全球化加速扩张）的这段时期，称为“发散时代1.0”。
但当下世界正经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变局：多种颠覆式变革相互交织、层层叠加，其速度、广度与深度均史无前例。笔者将这一阶段称为“发散时代2.0”。
“发散时代2.0”的特点不胜枚举，其中尤为突出的是人工智能的飞速演进，或将第一次催生出超越人类智慧的超级人工智能形态（ASI）。与此同时，此番人工智能变革在企业层面释放出的杠杆效应可谓前所未有。
部分企业“一飞冲天”：英伟达市值多次突破5万亿美元，超过日本或德国2025年的名义GDP；微软、苹果、Alpha－bet的市值也先后突破4万亿美元，接近英国2025年的名义GDP。这类富可敌国的企业可能在不久的未来持续诞生。此外，超级寡头企业的格局也在快速形成，截至2026年6月，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两家公司合计已占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总市值超过55%，台积电则占中国台湾加权指数（TAIEX）权重40%以上。
部分企业“一落千丈”：OpenClaw的流行强化了市场对传统软件商业模式难以为继的担忧，2026年以来，美股软件行业总市值蒸发约1万亿美元，办公软件龙头企业Adobe、Salesforce等股价数周内下跌25%—30%。
企业层面快速剧烈的分化，正是人类社会底层竞争逻辑在“发散时代2.0”发生深刻转向的端倪。企业的成败是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载体，企业界的重大革命也会深刻改变民族国家竞争的力量对比，未来国家竞争力的排名也会出现重大调整。
面对“发散时代2.0”的全新挑战，国家与企业可能都需要新的思维体系。新的思维体系需要取势于全球大变局中的深层趋势，明道于文明演进、国家及企业兴衰的根本规律，优术于具体实践中的创新方法与行动路径。
在“发散时代2.0”下，三大传统发展模式的优势与劣势将被重新定义，其调整方向也将各不相同，全新的发展模式或将应运而生。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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